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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交流
呂建中:產學研深度融合體制機制障礙如何破除?
來源:本站原創  發布日期:2019年06月11日  瀏覽次數:
    近日,華為“芯片事件”再次牽動國人的心,也再次敲響科技自立的警鐘。放眼世界,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風起云涌,世界經濟格局正重新洗牌。如何破除科技發展中的藩籬?
 
    建議在下一步的深化改革中,能夠同步落實企業在產學研深度融合中的主體地位與主導作用、支持產學研合作向應用基礎研究領域延伸、完善相關制度體系和政策措施等,加快構建產學研相融相合的創新共同體,打造具有中國特色的產學研協同創新生態。
    
 呂建中:產學研深度融合體制機制障礙如何破除?
   
    自改革開放以來,推進產學研合作一直是我國科技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中央為此下發了一系列文件,國家也頒布了相應的法律法規,使產學研合作取得了長足進步,在國家重大科技項目和重大工程技術攻關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是,隨著產學研合作廣度和深度的不斷擴展,一些深層次的體制機制問題日益凸顯,嚴重影響了產學研合作的質量、效率、動力,制約了在類似“芯片”這樣的應用基礎研究領域里,更好地發揮作用。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要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建立起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我們認為,能否順利實現產學研深度融合,既是建立完善我國技術創新體系的關鍵,也是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構建協同創新生態,突破核心技術瓶頸的重要途徑。因此,迫切需要通過深化改革破除制約產學研深度融合的體制機制障礙。
 
    產學研合作,主要是基于加快科研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需要,按照利益共享、風險共擔及優勢互補的原則,企業與高校、科研院所共同開展技術創新活動。在推動這種產學研結合過程中,政府發揮著重要的“牽線搭橋”作用,并由此形成了“政產學研”模式。后來,進一步強調“用”,又演進形成了“政產學研用”模式。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一批有影響的產業技術聯盟,逐步凸顯企業作為創新決策、研發投入、科研組織、成果轉化的主體地位。目前,國內高校科研經費中已有30%來自企業,規模是10年前的3倍;各類科研機構來自企業的經費更是達到10年前的4倍。中央企業牽頭或參加的國家及地方技術創新聯盟近500個,年度經費支出約10億元;參與的產學研合作項目多達1.36萬個,已累計支出經費150多億元。
 
    長期以來,隸屬于不同系統的企業、高校及科研院所,由于客觀上受到體制藩籬的制約,往往只能在體制允許的范圍內開展合作,強調“企業出錢、學校和科研院所出力”,采取“點對點”的技術轉讓、委托研究和聯合開發,多以“短、平、快”的合作項目為主,以局部的、階段性的合作方式為主,以解決一般性、臨時性的技術問題為主,可以“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一錘子買賣”,各方合作人員、機構、項目、經費等都不穩定,難以實現對某些重點技術領域的持續穩定聯合研究、人才培養以及相應的知識創造、積累和共享,無法有效解決制約產業發展的共性問題和重大技術難題。
 
    我國的產學研合作已從“結合”進入到“深度融合”的新階段,迫切需要拆除產學研之間的體制藩籬,沖破各自內部的體制機制障礙,加快構建政府、企業、高校、科研院所以及中介服務、金融等機構相融相合的創新共同體,著力打造具有中國特色的產學研協同創新生態。
 
呂建中:產學研深度融合體制機制障礙如何破除?
   
    綜合調查分析,我們認為制約產學研深度融合的體制機制障礙主要存在于以下三個方面:
 
    1.在“政產學研”合作模式下,存在著不利于企業發揮主導作用的障礙
 
    在政策驅動、政績導向下,地方政府對推動產學研合作的積極性比較高,許多大型產學研合作主要依靠政府“牽線搭橋”,甚至直接“拉郎配”和“包辦”,一些企業被動地參加當地的產學研合作或技術創新聯盟,部分企業將其視為履行社會責任、處理政府關系、樹立良好形象的需要,而對從合作中受益并不抱太大希望。由于政府掌握著一定的引導資金,學校和科研機構的積極性比較高。
 
    從對部分參加產學研合作的企業調研訪談來看,普遍反映企業在研發投入、成果轉化方面的主體地位較為明顯,而在創新決策、科研組織方面的主體地位并沒有得到有效落實。特別是在由政府牽頭的重大產學研合作項目中,企業有主體地位、缺主導作用和足夠的話語權。在國家科技計劃與項目論證中,評審組大多由政府官員和來自高校、科研院所的專家組成,來自企業的專家較少,不能充分反映和體現企業的需求。一些重大科研攻關項目也主要交給高校和科研院所牽頭,要求企業提供資金配套、現場試驗。比如,在國家實施的十大民口科技重大專項中,只有一個項目由企業牽頭。
 
    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對借助產學研合作獲得技術突破的信心不足、積極性不高,寧愿選擇“拿來主義”,根據生產需求直接引進成熟技術。根據浙江省對近年來產學研合作情況的調查,產學研合作占企業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比例超過50%的企業僅有10%左右,同時只有不到40%的企業認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對企業幫助較大或有所幫助。
 
    2.產學研合作項目主要集中在接近產業化的創新鏈后端,存在著競爭性沖突的障礙
 
    產學研合作項目主要集中在接近產業化的創新鏈后端,無論是技術或產品開發、技術服務還是成果轉化都屬于競爭性領域。由于合作各方對知識和技術掌握程度不同、擁有資源和信息不對稱以及參與形式和工作方式有差異,容易導致合作中的“偷利”行為,影響各方的信任。產學研合作項目未來產生的收益與當初的預期可能存在著較大差異,雙方在收益分配和知識產權歸屬上容易產生沖突與矛盾,也會影響到雙方合作的持續性、穩定性。
 
    目前,高校普遍把產學研合作項目獨立在基礎或應用基礎研究之外,在基礎或應用基礎研究領域的產學研合作很少,導致合作成果的創新性不足,有影響力的新理論與新認識偏少,核心專利偏少。高校往往不愿意毫無保留地將知識或技術轉讓給企業,而企業在科研成果創效后也不愿意更多地與合作單位分享,因此一些高校寧愿自己直接進行科研成果轉化。近兩年,在全國科技成果轉化技術市場交易中,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成果數量年增長超過20%。有的高校組建了大批股份制學科性公司,科研人員直接入股,參與成果推廣和利益分配。
 
    3.產學研合作各方的管理體制條塊分割,存在著制度協同的障礙
 
    高校、科研院所與企業之間,在人事管理、人才評價、考核分配、福利待遇、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制度差異性較大,很難達成合作目標與價值的一致性,也限制了相互之間的人才流動和深度融合。高校人員的考核評價以承擔國家項目、基金項目(縱向項目)、發表論文或著作、成果獲獎等為主,而企業則追求成果應用、市場創效,并要求對研發成果的保密和獨占,不愿意對信息數據實行共享。在我們調研訪談中,企業與高校、科研院所甚至都反映雙方人員缺乏共同語言、各說各話,一些合作項目基本上是“開始的時候熱熱鬧鬧,后來漸漸就名存實亡、找不到人了”。
 
    由于高校對基礎研究、應用研究、成果轉化和教學人員的考核評價標準常常“一刀切”,缺乏合理的分類管理,又把產學研合作項目簡單地作為橫向項目對待,在晉升職稱、人才評價、成果獎勵中占的分量較輕,高校人員寧愿多寫幾篇論文,也不樂意參與產學研合作項目。另外,企業與高校、科研事業單位之間在養老、醫療、工傷、生育、失業等社會保障方面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制度模式和待遇水平都不同,產學研合作中一旦涉及跨行業、系統的人才流動,往往無法順暢地辦理調動、轉移社保關系,特別是目前從學校到企業的流動,還會造成一定的福利損失。長此下來,形成產學研各方人員內部自我循環,隔閡越來越深。
 
呂建中:產學研深度融合體制機制障礙如何破除?
   
    針對客觀存在的制約產學研深度融合的體制機制障礙,在調研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以下對策建議:
 
    1.同步落實企業在產學研深度融合中的主體地位與主導作用
   
    產學研深度融合的關鍵是強化和突出企業的主體地位,并能夠真正發揮主導作用。讓企業既扮演科研項目的“出題人”,又能成為合作項目的管理者,負責決定研究方向和參與成員,有效組織開展創新活動。推廣實施企業研發費用投入后補助政策,把決策權交給企業,支持企業自主決策先行投入創新。
 
    在國家科技計劃中,提升企業的話語權,加強自下而上地進行選題,多向企業征集具有科學意義且滿足公共利益需求的研究課題。在國家科技項目申請、驗收等環節增加來自企業的評委,促使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工作腳踏實地與企業實際需求及國家產業技術瓶頸結合。鼓勵并支持提出需求的企業(特別是擁有豐富科技資源和科研機構的大型企業)牽頭實施重大科技項目,引導技術、人才等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
 
    在大型企業建立首席科學家制度。首席科學家不同于企業分管科技的副總、首席專家、總工程師等,他們了解掌握最新的科學知識、技術發展前沿及趨勢,具有全球化的視野,較高的學術權威及影響力,不僅能夠引領企業的技術發展方向,而且具備從產業需求提煉出科學問題的能力、與高校/科研機構溝通交流的能力、承接最新研究成果的能力等。
 
    2.支持產學研合作向應用基礎研究領域延伸
   
    在基礎或應用基礎研究領域開展產學研合作屬于競爭前合作,高校、科研院所與企業間的目標沖突最小。目前,我國應用基礎研究的參與或執行主體是高校和科研院所,通過開展產學研合作,可以借助企業對應用基礎研究的現實需求,促進高校、科研機構提升研發效率和知識生產速度,在面向國家重大需求的關鍵領域取得實質性研究成果,加快具有較大經濟社會價值的知識成果向生產應用的轉移,反過來也有助于提升企業基礎研究能力。同時,國家應多鼓勵高校與產業界聯合申請各類基金項目,并對由企業介入投資研發的項目實行重點資助。美國國家科學基金自1971年就陸續制訂了多個促進產學研合作的計劃,把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與未來產業發展緊密聯系起來。
 
    可在國家科技計劃中設立專門的“應用基礎研究產學研合作計劃”,對產業共性技術問題,以形成國家核心競爭力為目標,進行國家層面的頂層設計和長遠規劃,由國家財政撥款持續穩定地支持應用基礎研究領域的產學研合作;選擇有能力的行業骨干/領軍企業牽頭、相關企業參與,依托科研能力突出的高校或科研院所作為研究主體,建立長期穩定的產業聯盟和聯合實驗室/研發中心,承擔產學研合作計劃項目,開展相關應用基礎研究和競爭前行業共性技術研發。
 
    3.完善促進產學研深度融合的制度體系和政策措施
   
    調整完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考核評價與激勵辦法,打破“一刀切”的評價標準,形成可以與企業相通相融的體系。特別是在高校,應建立鼓勵產學研合作的考核體系,改變以項目來源劃分項目性質的做法,對在應用基礎研究領域開展的產學研合作項目,與來自國家的縱向基礎研究項目同等對待。在人才評價、晉升職稱、成果評獎等方面,提高產學研合作項目的分量;改革完善科研信息數據保密制度,科學界定信息數據的保密類型及等級,鼓勵產學研之間以簽訂信息數據許可使用保密協議的方式,解決相互保密、相互封鎖的問題,提高科研信息數據的共用共享效果。
 
    鼓勵產學研單位之間人員的有序流動是實現深度融合的關鍵,西方發達國家普遍重視建立這種“旋轉門”機制。在當前無法徹底解決高校、科研院所與企業之間在工資、職稱、福利、養老體系等方面的有效銜接的情況下,可重點引導高校、科研院所設立面向企業科技人員的客座教授、兼職研究員崗位,不受編制、學術成果限制,可以獲取一定報酬;引導并規范高校、科研院所選派科研人員到企業兼職服務,不受用工指標、工資總額限制,也可以獲取一定報酬。將產學研合作中的人員交流、兼職及從業經歷作為一個重要的評價指標引入到人才評價體系之中,通過廣泛的人員交流和良性互動,實現產學研的深度融合。(來源:《中國石油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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